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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只有作为的、发生了的事情，才能够给他们新的知识。
而对于敏锐的高智商人士，尤其是做过律师、谈判专家或者测试工程师的资深人士而言，没有发生的、或者以不作为姿态体现的事情，同样会给他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。
因为这些人往往游走在极限试探作死的边缘。
当他们干了一件自以为肯定会犯法、或者导致人质被划两刀、或者BUG报错的事情后，却居然没有遭到报应，
那么他们就会修正脑内的预设想法：原来现行法律的执法尺度这么松、原来这个歹徒的心理承受极限那么强、原来搭档的程序员没那么菜……
而李素显然也是这么一个人。
所以别看他每天听婢女鼓瑟泡澡没做事，他在这半个月里，他就于无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，调整了对将来改革变法难度的认知。
这个认知就是：在汉末，搞关于钱的改革，远比搞关于人的改革，要容易。
这个认知说来简单，但总结的过程却不简单，而且很反现代人的认知模式，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静下来才想通的。
因为在现代人看来，财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，现代人习惯了金融资本注意的大水漫灌，见多了金融危机一来疯狂印钞票稀释穷人财富，所以他们知道钱会生钱，知道钱多的人会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知道有钱人凭空变出钱来本身就是对穷人的剥削。
李素一开始也下意识怕汉末的人这么抵触他，但最后发现想多了。汉末还没有金融（高利贷是有的），人们脑子里也没有普遍的“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”的绝对认知，大家都还相信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实打实东西。
只要人心还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，应该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后腿上面，那么李素就能用技术革新和发展生产力，来弥合税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。
逐渐把人与人的矛盾，转化为人与自然、人与技术的矛盾，把大汉从末路上带出来。
从最终爆发的反抗节奏来看，也是从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产力得到更多发展的郡选择了支持，只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议比较多。既然如此，继续发展生产力，就有可能赢得全面支持。
而相比之下，关于人的改革，也就是人事制度或者说选官制度，才是任何时代都一样难的存在。
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调制，而是什么科举制或者九品中正，引起的争辩激烈程度肯定要强上十几倍，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产科技上开挂也压制不了这种争辩。
因为汉末的人已经很理解“人事选拔是一场零和博弈”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钱可以变多，官不会变多，或者说官乱封就会贬值，别人容易做官就等于你不容易做官。
秦朝初建的时候几乎要有灭国之功才能封彻侯，到了汉初就贬值了，东汉更贬值，现在相比于秦朝已经算烂大街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李素建议刘备的改革，一定要先从钱开始，钱彻底搞定了才能动人。
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，变法一定要先挑软柿子立威。
有了这样的心理建设之后，李素再面对现在这种程度的提意见，心态才更加平和。
这才哪到哪呢，咱要有容人之量。
……
第二天一早，李素跟着刘巴，非常正式而又礼数周全地来到汉中王行宫。
广汉郡和新划的汶山等地的“公车上书”代表官员，也已经在大王面前，准备正式辩论，畅所欲言了。
这是一场很正式的辩论，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。
李素到了之后，刘备也不跟他套近乎，而是很正式地询问：“右将军，犍为郡和汶山的官员、名士的意见汇总，都看过了吧？是否有理，可能驳斥？”
李素拿着当笏板的扇子，拱手正色：“回禀大王，驳斥谈不上，大家都是一心为国，当同舟共济集思广益。诸位同僚之言，我都择其紧要看过了，有些确有可取之处，可以吸纳补充到新法里，但大多数假设并不足虑。”
这番话就说得非常有风度大度，而且实事求是，并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斩尽杀绝不讲理。
刘备点点头，就转向代表蜀郡贫困地区的名士代表杨洪：“既如此，你且先向右将军陈述你们的担忧。”
要说杨洪这人，李素之前也见过一面，还去他家做过客。他来自青城山区边缘的都安县，也就是都江堰那一带。
而历史上刘备入蜀后曾经把蜀郡拆分为蜀郡和汶山郡，汶山地区就是青城山以西的山区，比较穷一些。现在虽然还没正式拆成郡级单位，但当地的经济风格已经跟蜀郡的成都平原部分颇为不同了。这些贫困山区的意见确实应该兼顾。
而杨洪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在汉中之战，当诸葛亮面对刘备的求援时，杨洪建议诸葛亮：“此何时也？无汉中则无蜀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，也算是个忠于汉室之人了，后来诸葛亮执政后封为蜀郡太守。
此刻，只听杨洪诚恳地建议道：“大王，这租庸调法所定的新税率，我们汶山诸县上下士绅并不敢有异议，删繁就简名实相副，也堪称善政。
只是此法允许钱币、蜀锦与纳粮随意兑换，百姓缴纳什么划算就缴纳什么，看似是惠民之举，防止百姓因为换钱而被盘剥，实际上却有可能伤农，不可不查！
右将军每自比管仲，不会不知道春秋时管仲衰鲁之策吧？鲁人擅事农桑、织鲁缟，管仲便建议齐桓公鼓励齐地士绅穿鲁缟、又严禁齐人自营蚕桑，哄抬缟价，诱惑鲁人弃梁粟而专事蚕桑。两年之后，又禁止齐国再买缟卖米，使鲁粮尽几乎亡国，成为齐之附庸，殷鉴不远呐！
如今百姓缴税可以完全不纳粮，那遇到蜀锦涨价的年份，他们还种什么粮？要是蜀锦两年三年持续高位，百姓定然毁田种桑，甚至这种蜀锦价格的虚高完全是可以由诸侯诱导的——
比如刘表或者袁术、孙坚知道了大王行租庸调法之后，他们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利用长江商路，高价疯狂收购蜀锦，哄抬锦价，益州百姓一旦疯狂织锦，不用三年就会粮荒。
而且蜀道艰难，运钱、锦等价高轻便之物易，运粮米等大宗沉重之物难。到时候就算想从荆州买粮，就算荆州的诸侯没有抱团不卖，我们的运力也不可能支持从荆州运粮养活蜀郡数百万人口……”
杨洪说来说去，其实主要就是个粮食安全的问题。
当然他最初还是说了几句吹捧李素和刘巴的好话的，也承认了李素的本意是“防止百姓被盘剥”。
这一点必须稍微解释一下，那就是汉朝几百年来收铜钱的算赋，这项制度其实也是很盘剥百姓的。
因为百姓如果不经商只种田，手上是凑不出铜钱只有粮食的。所以一旦到了缴税季节，为了强行凑一百二十钱交人头税，百姓就得再费一番手脚卖粮。
而众所周知，两年年的封建社会，只要存在“农民非卖粮凑银凑钱缴税”这个刚需，那就一定会出来囤积居奇的奸商趁着百姓集中卖粮的时候压低粮价，多宰百姓一笔。可能百姓要拿出相当于两百钱甚至更多的粮食，来换回实打实的一百二十枚铜钱。
而李素和刘巴的“允许钱、锦和粮自由兑换”，对于缓解这个问题绝对是大有好处的，哪怕是政敌都得承认，杨洪这样的善意提建议者就更得承认。
因为钱锦互通之后，百姓虽然没钱但百姓也可以自己织锦，自给自足就可以凑齐一切税赋所需，也就不用去商业交易被差价盘剥了。
李素也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求同存异单说粮食安全的问题。
只听李素很有风度地等对方全部说完，才好整以暇反驳：“大王，杨洪之议确是老成谋国之言，可惜未能见古今时势之异。
我与刘巴并非没有对粮食安全问题留出应对，如今的局势，与管仲齐桓公之世也大不相同。首先，管仲之谋之所以成功，只因在他之前，世人并无以通商亡人之国的先例，各国没有戒心。
春秋之时，鲁国并无平籴之法，而平籴之法就是出自《管子》，又为战国之初魏国变法的李悝所实际推行。此后数百年，各诸侯、州郡都有常平仓，平抑粮价，也防谷贱伤农。蜀地自先秦一直富庶，粮秣自给有余，官仓积谷丰饶，只要治仓严谨，至少可消弭八成的风险。
其次，鲁国当年之衰，还在于反应迟缓，须知毁田种桑需要数年，毁桑复田却只需一年。如果反应迅速果决，行政高效，只要田地还在，改弦更张就能防止受害。‘藏粮于仓’，不如‘藏粮于田’，只要确保耕地的总面积，即使暂时不种，或者暂时种的是别的东西，能切换回来就不怕。
我们现在只是允许蜀锦纳税，并不是蜀锦天然可以变出一切，如果粮食变少了，粮价上涨种粮有利可图，百姓也是会种粮的。而且朝廷也给了粮食保护价，一石三百钱是无论如何都兜底的，还有何患？”
李素说的“藏粮于地”，确实有些超前，但他还有别的后手。
而“藏粮于地”的道理，其实是挺先进的，那就是确保耕地总面积要受控，确保随时想还田就能还田，那敌国就不敢轻易在粮食安全上算计你。
后世国际贸易那么发达，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买外国粮食吃、买外国粮食存起来，同时自己的耕地休耕轮耕恢复土地肥力。只要田不跑，别荒漠化别变水泥地，那就不怕。种粮又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哪一年都能种，关键是仓库里要有够吃两年甚至三年的存粮，这样反应时间就足够了。
当然现在还是农业社会，蜀地的地皮大部分还是要确保用来种粮食的，李素那点“工业化”规模，影响幅度比较有限。
李素等刘备和杨洪、以及其他旁听的文官消化了一下，才继续说道：
“而且，租庸调法里面制定的蜀锦兑换价格，还是刻意压低的——目前市面上一匹旧式的尺八蜀锦，大约是两千钱，五尺蜀锦更是要七千钱。租庸调法给的兑换价才千八百钱，比实价打了九折。对于五尺宽锦更是没有溢价，完全按同等面积折抵。
所以市面上的锦至少要分别富余一到两成，才能达到官府的收购价，正常情况下也只有自产蜀锦的百姓会这么缴纳，他们其实是亏了一成多，作为‘手续费’。而商人是不会顶着‘手续费’大规模囤锦抵税的。”
李素说到这儿，又停顿了一下，本意是等杨洪他们消化这些概念，不过没想到杨洪只是稍微思索了一下，就想出了反驳的法子：
“可是，如今蜀锦价格没有降低，不过是因为这几年蜀锦产量还没上去。可都安、郫县等地水车缫丝工坊遍地，民间投钱建造新式弩梭织机的商户与百姓层出不穷。要是这些产锦能力全部成熟，锦价格是有可能下跌的，到时候只要下跌两成，商人就有操作的空间了。”
李素无所谓地一笑：“那又如何？能够顶住如此低价的，必然是采用了新技术织锦的思想开明的商人和百姓，用旧生产工艺织锦的，依然达不到这个成本。那么，朝廷只要控制好新技术的产能，就能防止百姓投入过热、毁良田种桑。”
杨洪一愣，他们杨氏家族就在青城山有上千顷山脚丘陵桑园，弩梭织机也买了超过两千架了，所以他是知道这个技术封锁有多难的。
他不由自主就反驳，后半句话还是转向刘备说的：“右将军低估了百姓与商贾的逐利之心了吧？新的技术能扩散到多大，岂是官府能控制的？臣……有一事需向大王请罪，臣族中也有新式弩梭织机两千部，臣认为民间贪婪过于臣者不可胜数。”
李素依然是那么云淡风轻，看着杨洪坦白自曝，他还先点了个赞：“说出来就好，合法赚的钱，不寒碜，大王并非武帝那样的憎商之主。
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，弩梭织机确实容易扩散，但水力缫丝呢？杨洪，恕我直言，你们杨氏一门的织机，所有的生丝应该都是买的吧？织完锦再往外卖。如果没有水车缫丝，靠传统手工缫丝，你们还能降到五尺宽一匹五千钱还有厚利可图么？”
杨洪想了想：“不能，自从新式织机增多后，市面上的丝价先升后降，现在又有回升的趋势。应该是因为一开始水车缫丝增加的产量超过了新式织机的需求，新式织机多起来之后，又把丝价哄抬起来一些。但现在还是比手工丝便宜。”
李素：“那不就行了？缫丝这个中间环节，要想用上新技术，必须跟官府配合——你应该没见过缫丝的水车建造起来要求有多严格，必须要有旱涝季节相近的水量，才不至于冲坏了水车。
如果水车按最涝的水位水速设计，坏倒是不会坏，但自身过于笨重，一年中只有汛期几个月可以用，成本还不如手工。所以，可以缫丝的水车能部署多少，全看朝廷能修几处都江堰那样的水利设施，确保旱汛时节水力稳定。
而兴修水利之权握在朝廷手中，朝廷允许水力缫丝规模有多大，上游的养蚕规模就只能有多大，否则根本卖不出去，谁还会胡乱毁田种桑？至于下游的织户，只要丝价上涨，谁还会贸然多买多造织机？”
听到这儿，刘备和杨洪才陡然眼神一亮，如同打了肾上腺素。
原来管仲哦不李素这厮，早在几年前就在这儿埋伏了一手么？他偏偏死死抓住了产业链三环的中间第二环，把上家下家都吃得死死的。
想种桑随便种，想买织机也随便买，哥家里只经营三千架水车，其他生意都可以让，统统让友商分享。
刘备观察了一会儿，见杨洪沉吟不语，他只好亲自提问：“刚才还有谁对此法有异议的？对了，王连，你怎么看？你不是代表种太守，以及广汉各地官员士绅，也有疑惑么？”
听刘备点名了，杨洪才暂时叹服地退下，请广汉代表发言。
梓潼县令王连，这才出列准备奏对。
李素并不知道，王连这人历史上也算一号干才，原本是刘璋登位初年入仕，从梓潼县丞、县令做起，在这个位置上踏踏实实干了十几年，后来梓潼郡拆分后又做了几个副郡级干部。
刘备入蜀后，因为发现他管后勤挺不错，尤其是在刘备打汉中的过程中，组织调度方面立了功，被诸葛亮建议提拔为盐铁校尉，总管整个蜀地的盐政。别看这个官只是校尉，级别比太守还低，但却是超级肥缺，诸葛亮也是看重了此人的明于理财又能律己不贪，才破格委任的，历史上诸葛亮的盐政都是靠这个王连实施的。
不过这一切，随着历史的改变，早已截然不同。王连因为史书上记载太少，李素上辈子看书都不记得，现在就当他是无名NPC来拆招。
只听那王连也诚恳地总结：“右将军刚才此言，足以解释租庸调法如何抵御天灾、或是别有用心者的囤积居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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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，右将军之法，毕竟依赖民间自发根据价钱的涨跌而调整田、桑比例，未免不够敏感，而且有可能浪费资源。臣有一议，并不是反对租庸调制，而是希望加上一些额外的管制，减少民间的无知损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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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：虽然没有三更……但今天四千多字加五千多字，其实也是三更的量了，就这样吧。不好断章。感谢书友“马来西亚的张家辉”又一个舵主打赏，以及“灵韵雪”等等书友的小额打赏（好几个都是数字ID的20块钱左右，就不报了）。